决死三纵队司令部叛变真相，副官长把政治部主任骗离发动叛乱_启厚_同志_董主任
我叫刘正言，回想起十二月事变发生时，我正担任决死三纵队司令部军需处的会计股长，亲眼目睹了纵队在这场事变中遭受的惨重损失。每次回忆起这一段血的教训，我内心都无比痛苦。
1939年12月中旬，纵队的政委戎子和与纵队长颜天明一行前往沁源县参加牺盟会，纵队的工作暂时交由董天知主任负责。12月20日，司令部从沁水县的赵庄迁移至八总队附近的南峪沟一带。
23日，八总队的旧军官孙瑞琨以开会为名，设下圈套，诱捕了全总队的政工干部和进步军官，企图发动叛变。当董天知主任得知这一消息后，他立即派少校参谋陈铎前去与孙瑞琨交涉。此时，孙瑞琨准备将部队撤离，为了防止陈铎泄密，他将陈铎也扣押，直到途中才放回。
在陈铎未归之前，纵队司令部的副官长武启厚（振裔）和参谋主任李翔初也参与了叛变的阴谋。为了确保叛变计划的顺利进行，他们决定让董主任离开司令部驻地。武启厚便来到了董天知住的东院，虚伪地对董主任说道：“八总队已经叛变，您最好暂时避一避。否则，若他们来袭，您成了目标，难以承受。”
展开剩余80%董主任未能识破他们的用心，于是与刘湘萍、茅于一等人一起，离开了纵队司令部，前往东边山沟的一个小村落暂住。第二天，戎政委从沁源县开会回来，也来到了这个地方。
12月24日晚上，中校副官田缵之从秋林回到司令部后，偷偷地找到武启厚和李翔初，告诉他们途中遇见了孙楚，孙表示不满他们的优柔寡断，催促他们要迅速行动。听完之后，武启厚和李翔初立即加快了叛变的进程。
25日凌晨，武启厚冒充董主任的名义下令，称要带领司令部及特务连向七总队驻地阳城附近转移。部队在25日下午3点左右到达阳城县的王村，不久之后，武启厚来到军需处找我，厚颜无耻地说：“刘军需，这次变动是根据阎司令长官的命令。董主任和政治部没有到，你既然来了，就安心工作，无论在哪里，都是一样抗日。”
我此时才恍然大悟：“他们叛变了！”想到自己被叛变分子控制，难以回到原先的决死三纵队，我心头一阵焦虑，深感无法容忍。在当晚，我辗转反侧，反复思量，终于决定尽快设法逃离，重新回到革命队伍。
第二天早上，我刚起床，武启厚派来的两个马弁来找我和军需处的邵庆云，军需主任刘晓初担心我有危险，也紧跟在后。走进武启厚的房间后，武启厚再次假装关切地对我说：“刘军需，今天请你放心，绝无恶意，还是那句话，安心工作，绝对安全。昨天晚上，我也对特务连的指导员和政治工作员说了同样的话，确保大家没有问题，但昨晚他们还是逃走了。”
接着他又补充道：“今早我给七总队打电话，昨夜他们也顺利行动了……”后来我才得知，司令部的叛变第二天，也就是12月26日夜里，七总队同样叛变了。当时，司令部的书记官张尚德、机要员秘光森、陈铎、张韵波等四人，正在七总队队部附近的院子里。七总队刚开完军政干部会，总队长张仲舟曾宣称，“我们决不能跟孙楚走。”然而，深夜，激烈的枪声响起，张仲舟选择了叛变。
张仲舟实施了突袭，除了政治部的几位同志和少数人未被抓捕，其他政工干部被迅速扣押，其中包括各大队和中队的干部，甚至有正在避难的同志如张凤阁、郝廷珖等。九中队指导员仇星彩因病未能走动，最终被活埋。总队政治主任郭鸿璜等人被叛军包围，在英勇抵抗后，最终被俘。
这些被捕的同志被押送到孙楚的国民党第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及山西省第三行署的所在地阳城县岩山村，由孙楚的特务团监押。
1940年1月中旬，军需主任刘晓初再次提出让我接管会计股工作，我同意了。此时，我已改变了最初的计划，决定暂时不再逃走，而是打算了解被捕同志的情况，并想方设法进行营救。
1月间，叛变后的纵队司令部与七总队在阎锡山的命令下正式改编为207旅，张仲舟担任旅长。这个旅名义上有三个团，实际上只有三十团和三十一团，杨占梧和武启厚分别担任团长。各营连排长的职务也普遍升迁。
金天锐在十二月事变中被囚禁在独八旅，张仲舟将其从独八旅调回，担任孩子剧团团长。我悄悄指示金，利用他与张仲舟的关系，设法寻找并营救被关押的同志。
金很快找到关押在岩山村的“重点分子”，并以207旅干部的身份，以核对问题为名顺利进入了关押他们的牢房。房间内没有火炉，也没有床铺，四面透风，条件极为艰苦。金看到郭鸿璜、郝廷珧、卢正维、张凤阁等同志被困在一起，生活困苦，每天只能吃小米粥，没有咸菜，甚至连洗漱用具都没有。金和我商量后，决定通过各种渠道为这些被囚同志送去一些生活必需品，如咸菜、熟肉、牙刷、肥皂等。
4月中旬，我接到了戎子和政委托原颜天明纵队长厨师刘天霖带来的信件，要求我继续帮助被关押的同志，并设法营救他们。由于日军不断进攻，二〇七旅驻地不断变动。到4月底，后勤人员又转移到一个偏远的小村庄。
5月1日至2日，接济队的骡夫在经过磨盘山下的秋川河时，看到顽固派残忍地枪杀了被关押的24位同志，他们包括张凤阁、郭鸿璜、郝廷珧等。知道这一切的我，心如刀割，痛苦不已。由于精神上的巨大压力，我无法进食，整夜失眠，最终在5月底病倒了。在军需处的同事们的悉心照料下，我才慢慢恢复，直到9月才能够拄着拐杖走动。
那些被关押的同志早已牺牲，而我待在叛军中已毫无意义。在经过一番秘密商议后，我决定与军需处的会计杨茂如、孩子剧团团长王玉忱等五人一起，趁着中秋节的晚上从二七旅旅部驻地逃脱，最终顺利回到了革命队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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